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风潮对全国几成席卷之势。据时人回忆，除了普罗文学的口号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之介绍，“在这时，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了”。也正是在此时，由北大校长蔡元培引荐，蔡尚思来到人称“沪上双壁”之一的大夏大学任教。作为一个年轻的教师、学者，自然免不了受到新风尚的耳濡目染。特别是，与一些新派师生的接触，引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１９３１年秋，蔡尚思转至武汉的华中大学任教。由于讲课风格新潮、大胆，不少进步学生喜欢选修他的课程。其间，他结识了活跃分子何伟（原名霍恒德）、黄海滨（原名黄心学）。在他们的带动下，蔡尚思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课余，志同道合的师生经常秘密集聚，一边热切谈论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一边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当读到《共产党宣言》时，蔡尚思尤感醍醐灌顶。想到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想到早已腐朽不堪的国民政府，想到数万万深受压迫的劳苦大众，那一刻，他内心潜藏的革命火种点燃了。
此后，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热情高涨，甚至到达如饥似渴的地步。无论是译介过来的苏联米汀、日本河上肇等人的著作，还是中国的艾思奇、李达等人编著的，统统都拿来研读。为了全神贯注，他常独自关起门来，把书分铺在地上，草成表解多种，随时将所思所感记录下来。整整三年，他的思想完全浸润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之中。在“偷读”马列著作多达上百种后，他逐渐信仰科学社会主义，进而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思想的巨大转变，蔡尚思赋诗一首：“思想虽复杂，三家可包罗：前进归马氏，倒退从释迦；尚有孔仲尼，自谓不偏颇。思想随境遇，古来无奈何。阶级一消灭，不再唱调和。人间成天堂，不念阿弥佛。最后胜利者，非泰山恒河。”可以说，从１９３１年到１９３４年，蔡尚思在武昌打下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１９３５年９月，正值而立之年的蔡尚思以“文史特种教席”的身份受聘于沪江大学。沪江大学是当时著名的教会大学，聘请教师主要以是否留学美国为标准。蔡先生没有“喝过洋墨水”却被郑重邀请，原因在于他学问的渊博。谈及蔡先生的博古通今，学界有一个佳话流传。离开华中大学后，蔡尚思来到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读书。此馆藏书量仅次于国立北平图书馆，自学界名流柳诒徵任馆长后更是气象一新，尤其是首创了读者住馆读书的制度和编写出版《图书总目》，可谓“独一无二”。在南京龙蟠里住馆读书的时光是蔡尚思一生中治学最苦也是最乐的时期。说是“最苦”，从浩如烟海的典籍，遴选出２００余万字资料（后为代表作《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所引据），犹如文海捞珠，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说是“最乐”，他有幸遇到了“学术上最大的恩人”柳诒徵。柳先生不只亲切地将他比作“采蜂人”“挖矿工”，还经常打趣他：“你把那些书虫都赶走了！我做馆长，从没有人把这么多的书看完。”对于两人深厚的学术情谊，蔡尚思总也难忘，毕竟从学术掌故到社会历史，柳先生给他的启迪是最多的。就连史学巨匠顾颉刚来南京与他相见时都戏称“是得业，不是失业；是大幸，不是不幸”。故此，蔡尚思一生都将图书馆奉为“太上研究院”。
蔡尚思的得意之作《中国思想研究法》，正是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大量读书积累的基础上完成的。早年投考清华国学研究院时，他就曾向“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求教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问题。出乎意料，他把关于先秦诸子的手稿寄给梁氏后，很快便收到了“更加覃究，可成一家之言”的回复。无疑，梁氏的勉励使得原本学术志趣就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他信心倍增。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洗礼，蔡尚思形成了整体的研究设想：“总起来说，就是以我的思想眼光，把中国古来最前进最精彩的思想材料，和西洋近代最前进最精彩的思想方法，贯通起来，而之成为一种化合古今中外人我的新方法和新思想。”显而易见，他的治学理念呈现出兼重理论和史料的特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挖掘目力所及的史料。是故，《中国思想研究法》一经问世，便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凭借该著，蔡尚思成为公认的运用唯物史观的学坛新锐。
蔡尚思绝不是埋头书斋的学者，他无时无刻不关注着国家兴亡。伴随着学术的羽翼渐丰，他成为一名高校阵地上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沪江大学一度成为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中共沪江大学地下支部遵照中共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指示，采取了“长期隐蔽、保存实力、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一直处于秘密活动的状态。蔡尚思入校伊始，便积极参与抗战活动，甚至将自家寓所作为中共地下党员的中间联络站。１９３６年，他在家中秘密会见了旧知何伟。这位当初与他一同高谈阔论的青年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全国救国会委员。此后，蔡尚思多次帮助何伟等人暗藏文件、转达书信、进行秘密宣传，默默支援着中共地下党的抗日活动。
淞沪会战后，沪江大学被日军侵占。蔡尚思携妻儿开始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时的他在学术界已经颇有名气，汪伪国民政府不时借机拉拢。起初，汪精卫派下属拿着一尺多长的请柬，邀请他出席“收回上海租界的隆重典礼”，遭到他的怒斥；接着，汪的亲信陈公博、林柏生等大汉奸又亲自设宴相请，再次被断然拒绝。看到他丝毫不为所动，一些亲日分子妄图通过提供谋生之路加以笼络。一些人出面聘请他出任伪大学的教授，还有一些人提议他为日伪政府的一家大型刊物做主编。面对汪伪集团的“糖衣炮弹”，困窘的蔡尚思宁愿清贫如洗，也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得知蔡尚思如此艰难的处境，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施景兰与他取得联系。施景兰于沪江大学读书期间入党，与蔡尚思相熟，见面后转达了党组织希望他赴洪泽湖大学任教的指示。洪泽湖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办的一所大学。对于蔡尚思来说，这正是翘首以盼的机会！然而，在当时的局势下，全家生活朝不保夕，只得四处逃难，终究未能成行。不得不说，这是他生平的一大憾事。
全面内战爆发后，蔡尚思迅速投身革命的洪流。一方面，他立足高校阵地，以学术直接服务抗战，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政治斗争。站在三尺讲台，他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的黑幕，大力宣传人民民主思想。拿起手中的笔，他以本名及笔名“郭生”在《大公报》《文汇报》《时与文》《民主》《时代》等报刊发表文章，批判国民党政府，引来广大读者的交口称赞，有的比之“大海孤舟的星星之火”，还有的比之“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同时，被激怒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沪江大学，“该校中国通史教授蔡尚思，系奸党分子”，应当“密切予以注意”。蔡尚思不愧是铁骨铮铮的战士，无视敌人的恐吓，继续勇敢地斗争。
另一方面，他以进步教授的身份，发起爱国学术团体，应援全国的民主解放运动。１９４５年，他联合郭沫若、茅盾、马寅初、马叙伦、陶行知、翦伯赞、郑振铎、叶圣陶、胡绳、杜国庠、周建人等２４位知名人士，成立“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强烈呼吁“反对独裁、停止内战”。翌年，他又和张志让、沈体兰、周予同共同创办“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大教联”不仅是上海民主运动的一面旗帜，而且同北京、南京、青岛等地的民主群体遥相呼应，形成声势浩大的民主力量，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战争。多年以后，蔡尚思骄傲地说：“党对教授运动的评价是很高的。”或许是出于历史学家的敏感，他个人留存了许多关于“大教联”的珍贵记忆，这也反映出，连续担任常任干事的蔡尚思，在“大教联”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
新中国成立后，改革旧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势在必行。为了尽快将原来的教会大学改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公立大学，身为沪江大学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蔡尚思，可谓不遗余力。他先后推出九项鼎新措施，包括调整办学宗旨、重评教师职称、添聘政治课教授、邀请中共干部来校帮助思想改造等等。这一系列举措为沪江大学融入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１９５２年６月，全国开始大规模调整各大高校的院系设置，沪江大学各科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蔡尚思也调至复旦大学，任教授兼历史系主任。此后，他一直在复旦校园潜心著述，终成一代学术名家。值得提及的是，１９５３年，蔡尚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２４岁开始执教至耄耋之年功成荣休，蔡尚思耕耘杏坛近八十载。被冠以“红色教授”美名的蔡尚思，始终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恪守“唯民”“亲民”的学术立场，在马克思主义光辉的照耀下，与中国共产党同向而行，谱写出精彩的人生篇章。
